守护家庭反被“第三者”起诉

　　沈琳(化名)今年32岁，湖南常德人。19岁那年她与李勇相识。两人相处了一年后，沈琳不顾家人反对，和李勇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
　　婚后,沈琳沉浸在李勇无所不在的爱护之中。回忆起曾经幸福的时光，沈琳告诉记者，以前，她的手和脚都会有冻疮，
婚后，李勇每到冬天就会给她买来各种各样的冻疮膏，每天烧好热水，给她烫手烫脚，还会用捂得热热的手不断帮她反复揉搓。

　　结婚7年后，李勇的事业渐渐有了新的起色，脱离了原来的公司，自立门户当起了老板。于是，李勇总是对沈琳说：“你好好在家带孩子就行，挣钱的事情交给我，一定让你们母女俩吃好穿好。”沈琳也就心甘情愿呆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太太。

　　李勇的生意渐入轨道之后，回家的时间慢慢变得晚了，一些不好的传言传入了她的耳朵。但沈琳一直认为那是李勇生意上的应酬，并没放在心上。

　　但此后的李勇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才回家，还有一次他竟然满口酒气地对沈琳提出了离婚，之后便出门了。伤心的沈琳怕李勇出危险，便紧随其后跟着，没想到却看见李勇进入了另一个住宅小区……

　　沈琳心想，再不保护这个家，就完了。没想到，还没等沈琳出手，她竟然先接到了“第三者”的电话。那个女人毫不掩饰、开门见山地告诉沈琳说：“我爱上了你老公”。

　　沈琳通过调查得知，打电话的这个女人叫丽丽，25岁，是一名公务员，她是在一次业务招待的酒会上认识李勇的。为了维持自己的家庭，沈琳决定与这名“第三者”搏一搏。

　　沈琳咨询律师，是否能在婚姻上维护自己的权益，或者能对破坏婚姻的第三者进行起诉？但律师告诉她，目前，在我国法律中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“第三者”的责任问题。即使是《婚姻法》第四十六条中确定了“在离婚诉讼中，与他人同居的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”，但这种赔偿责任也是夫妻中过错方的责任，和“第三者”没有关系。

　　不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，于是沈琳找到了丽丽的单位，向其单位领导说明此事，希望能借此让这个女人知难而退。没想到，不久沈琳竟接到了一份法院的传票，通知她被起诉了，理由是扰乱他人工作、毁坏他人名誉，并要求沈琳作出道歉和赔偿精神损失。

　　“我真想不通，我还被‘第三者’起诉了？我是受害者，为什么没有法律能惩罚那些破坏别人家庭的‘第三者’？”

     偷拍资料不具法律效力

　　不到30岁的张妍，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会出现在“反第三者联盟”中。此前，外貌美艳的她和丈夫一直相敬如宾，他们的家庭战争始于一部手机——她在丈夫手机里看到多条肉麻的短信。张妍和丈夫因此上演家庭大战，但面对张妍的质疑，丈夫却总是一口咬定：自己与对方只是普通朋友，并没有越轨行为。

　　不得已，张妍开始查询老公的通话详单，还暗地里请人拍了丈夫与“第三者”在一起的照片。手握证据后，张妍本来打算把丈夫诉诸法庭，可律师告诉她，即使出示通话详单和丈夫与别人出双入对的照片，也不能直接证明丈夫与对方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。到这时，张妍才知道，用法律讨伐“第三者”是十分的艰难。

     三百人集体阻击“第三者”

　　今年3月8日，湖南省首个“反第三者联盟”成立，成立这个民间组织的是5个深受“第三者”伤害的富商妻子。这个自发的民间组织呼吁，国家应尽快立法制裁“第三者”，增加受害者对“第三者”的民事索赔权。现在，联盟成立还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已经发展到300多名，其中有富商的妻子，也有公务员的妻子。

　　联盟法律顾问李健律师说，如今，“第三者”已有恃无恐，不断地侵犯别人的婚姻家庭，而仅依靠社会伦理道德、以及“人肉搜索”等，远远不能对婚姻家庭破坏的罪魁祸首进行有效的预防、警戒和打击。根据网站的一项调查，每9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正在遭遇“第三者”侵害，“第三者”已经成为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。

　　一般认为，只有发生了性关系才算“第三者”。李健告诉记者，“可毕竟抓奸在床太难了，所以我们觉得对待‘第三者’问题应该实施举证责任倒置。”李健分析说，女人在维护自己比性命还重要的夫妻关系中，若把沉重的举证负担交给她们去行使，明显不公。而涉案“第三者”，如果真的没有瓜田李下之事，应该对其与对方配偶频繁通话、出入宾馆等行为给予一一的澄清，“这不仅是法律上的程序公平，也是对受侵害女人的同情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《法制周报》4.7　郭薇灿文)